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奶业发展——三年困难时期的奶业

2017-10-26 21:44 荷斯坦奶农俱乐部网 访问量:91 [ 字号: ]
1958年,就奶业的整体而言,其发展态势还处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奶业受到大跃进和浮夸风直接冲击较小。1959年国家的经济运行进入“困难”前期。到1959年年底,不少农牧业的经济指标出现了衰退至大幅衰退。但是相对于农牧业中的其他行业来说,奶业衰退减产的程度要小得多。
探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牛奶及其制品的消费者主要是以城市社会上层及婴、幼儿为主,此外,它还与政府的物资特供制度有关;经过合作化、公私合营以及国营公有的连续改造和变革,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奶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国营为主的所有制格局;奶业在经济产业链条中处于下游末端,当上游的生产要素(比如与之密切相关的粮食、精饲料、牧地数量等)发生变化时,它会有一个传导滞后期;奶牛是草食动物,仅仅食用牧草至普通青草秸秆也可以维持生存,渡过灾害期。
 
困难时期国营奶业享受的政策支持
1959年,王震、罗瑞卿、陆定二等领导同志到广东农垦湖光农场进行考察,王震同志要求农场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奶牛等畜牧业,同时,从上海将7头三河牛和辛地红种牛调到湖光农场。
1959年元旦刚过,北京市农村工作部就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关于将国营农场组成的人民公社及近郊区人民公社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请示报告》。报告中称,为了尽快地在首都郊区建立起现代化的副食品生产基地,迅速大量地发展商品性副食品生产,以充裕的菜、肉、鱼、蛋、奶类、果品等多种副食品保证首都的供应,从根本上改变副食品供应的紧张情况,拟进一步将国营农场组成的人民公社及近郊的人民公社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并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电气化,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上便是在灾害中奶业受到特别关照的例子。我们看到,不仅要把一批京郊农村公社转制为国营农场,使这些转制的农场。“在生产上实行企业经营,执行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而且还要为它们“争取在较短的时同内,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电气化,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此时,北京市成立农垦局,统一领导国营农场。
据悉,在灾害最重的1960年10月,上海共有奶牛23 999头,其中市牛奶公司所属各牧场共11138头,所产牛奶以供鲜奶为主。郊区奶牛12238头,所产牛奶以加工奶粉为主
困难时期牛奶产量急速下降
牛奶产量的变化以西安市1962年《关于鲜奶产销情况的报告》中的数据为例。1962年,西安市生产牛奶5.5吨,当年全市按计划需要供奶8吨,缺口达2.5吨,相当于短缺了约30%的鲜奶供应量。而该市奶牛饲养量比1959年实际减少不足10%。可见,在三年困难时期,牛奶减产的幅度远远大于奶牛减少的幅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困难时期奶牛饲料供应和饲养水平下降所致。
由于牛奶大幅减产,西安市牛奶站紧急出台了新的牛奶供应办法。1962年,西安市农业局颁发了农畜字第398号文件,重新核定享受牛奶供应的对象本着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合理调剂的精神,优先供应一岁以下婴儿、空勤人员、腐蚀性化工生产职工、重伤病员、外宾、高干等。以每人每天250克奶计算,当年生产的牛奶只能供应22000人。
上海的情况似乎更加严重。1959年全市产奶还有25440吨,到1960年减少到21220吨,减产了17%。到产量最低的1961年,更减产至15460吨,比1959年减产39%。直到1962年牛奶产量止跌回升,但是产量仍然只相当于1959年的10%左右。
北京市的牛奶产量也许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特例。该市的牛奶产量一直是上升的,即使是全国奶产量最低谷的1961年,北京市的产量还比上一年上升近10%。我们有一份北京市1958~1963年的牛奶产量统计数据。从这份档案中看到,1958年北京市牛奶产量仅10890吨,到1959年国家进入经济困难的开头一年时,北京市的牛奶却比上一年增产了50%多。1960年又比上一年增产3%。之后几年尽管国家经济困难的局面仍未解除,但是北京市的牛奶一直保持逐年增产的态势,到1963年,牛奶产量达到33665吨,比1959年翻了一番。
 
 
上海在困难时期存栏不降反增
上海市牛奶公司在1961年的工作总结中提到:大跃进以后,公司的经营指导思想逐渐贪多求大,对养奶牛的积极性不大。奶牛生产受到影响。牧场出现奶牛增多,奶产量下降的情况。公司所属牧场,1961年共有奶牛11470头,比1960年增加332头。但是产奶量反而减少了39.23%。这一点印证了我们的研究结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奶牛业受创不很重。为什么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有两份历史档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是将奶牛下放到牧场饲养。北京如此,上海也如此。1960年,上海市牛奶公司将饲养于市区的3500头奶牛分别下放到位于嘉定的第四牧场、宝山的第九牧场、青浦的第十牧场及浦东的第十一牧场;另将560头奶牛迁往崇明县的农场。公司又组织400余名员工,分赴长兴岛及苏州太湖地区割运水生茭白草和野青草用来喂牛。
其次是从受灾较轻的省区调运奶牛来支援城市,以保证城市维持基本的乳品供应。黑龙江省是受天灾影响较轻的地区。1959年底,黒龙江全省奶牛总数达到50000多头,1961年10月增加到59 500头。从1960年开始,国家先后下达指令,要求黑龙江全省支援外调奶牛4166头,其中小公牛3866头,成年母牛300头。另外,还有所谓“计划外购买”500头。当时所称的“计划外”,实际上也常常被理解为“政治需要”而必须执行。
 
三年困难时期的乳制品供应
虽然灾害对奶牛的饲养数量冲击不大,但是对牛奶产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档案记录,1959年全国乳制品实际产量为18360吨。计划管理部门考虑到当年农牧业经济指标下滑的实际情况,在制定1960年全国奶粉生产计划时,已经提前降低了计划指标,1960年全国奶粉计划产量定为14175吨,比1959年减少了25%。但是,1960年国家计划收购奶粉9276吨,月均773吨。而当年的1~5月只收购到奶粉1166吨。与5个月应当收购3865吨的计划相差2699吨,实际只完成计划收购量的30%。
这样的短缺情况严重影响了乳制品的计划供应。也就是说,原先发出的许多“计划内”奶票将会无法实现购买兑现。于是,各城市的乳品供应部门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的计划供应,包括严格供应对象、供应数量以及供应的品种。
由于品种的特殊性,当供应短缺时,必然会从保护婴幼儿、老弱病人等特定人群开始。自1960年年初开始,各地大、中城市牛奶的供应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一律凭票供应。后来,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供奶办法。
以北京市为例。1956年,北京市奶牛业基本完成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为了加强牛奶市场的计划和管理,北京市牛奶站应运而生。此后几年,基本上采取市场加照顾的办法,供应制度视牛奶产量情况时松时紧。到了1960年,牛奶严重减产,市场供应空前紧张,于是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牛奶凭票供应制度。
 
 
牛奶“鸽子窝”
1960年北京全市共有66400个订奶用户、292个订奶托儿所、64个订奶医院,每天的鲜奶总需求量约3万千克。尽管供应紧张,但是牛奶站的送奶服务却堪称一流。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当年得到送奶服务的人们依然心存感激。
北京市牛奶站为搞好对订户的牛奶供应,依照行政区划设立了10个分站。开始时送奶工骑自行车驭运奶桶,每次可送奶约91千克。后来改为人力三轮车,每次送奶量提高到约226.8千克。对于居住于城郊的供奶对象,为了能够及时保质供奶,牛奶站还配备了少量送奶汽车和三轮摩托车。
北京市委重视改进牛奶供应的服务质量,提出了“三少两好一方便”送奶要求。牛奶站结合实际制定了送奶员“六不准”守则:不晚送、不漏送、不和用户闹意见耍态度、不动用奶款、不违反交通规则、不弄虚作假。同时,调整送奶时间和收奶款时间,以方便用户。
此外,还改进了送奶方式。主要是根据订户的居住情况,或全部送奶到户,或三五家订户集中一起,在选定的街区、胡同外墙处放置叫“鸽子窝”的奶瓶格子,订户每天定时前来自行取奶,以空瓶换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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