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业改革的“放开”与“开放”

2018-02-01 15:53 荷斯坦奶农俱乐部网 访问量:76 [ 字号: ]
经过1978年至1984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社会经济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首先,改革越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试验阶段,改革的政策已经被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并且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其次,国家在改革探索中逐渐地制定和完善了改革开放的后续政策,将改革开放事业稳步向前推进。第三,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不仅是理论认识上的质的飞跃,而且也是指导第二阶段改革实践的政策指南。
国有奶业
对于奶业发展而言、在完善前一阶段所推行的国营和集体奶牛场的奶牛饲养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国营奶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确立国营奶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促使国营奶业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着力推进乳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从此,“国营奶业”改称为“国有奶业”,因为政府不再直接“经营”奶业企业。1988年4月13日,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确立了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中国奶业改革开放进入二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奶业改革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放开”和“开放”,是特指关于奶业的两项重大经济政策的改革取向。“放开”是对内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约束奶业市场经营的政策调整,如放开奶业市场的民营和私营的门槛,放开乳品市场价格,放开饲料供应市场,取消乳品价格“双轨制”等。
 
1986年3月王震、林乎加、张林池、刘江等出席中国奶牛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开放”是对外的改革,包括开放奶业的国际合作,开放乳品进出口经营,开放奶业技术装备市场,开放良种奶牛的科研合作,开放奶业的外资外企的经营权等。
 
双轨价格
中国奶业改革的重点就是转换乳品价格的形成机制,调放结合,以放为主。这一阶段放开了大部分饲料价格和部分乳品价格,出现了一种乳品、两种价格的情况,这就是物价改革过渡时期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乳品实行市场价格,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奶业生产出现了旺盛生机。
在部分奶牛精饲料及部分乳制品实行价格放开,部分保留计划内定价的。双轨制并行运营时,由于奶业经营主体的“所有制身份”不同,以及“双轨”产品投放市场的比例不同,因而在同一个乳品市场上,出现了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乳品价格现象,演化出四种奶价体系:一是“平价料,平价奶”,不论是何种体制,只要向国有乳品厂交售国家规定的平价奶,即可按一定比例(通常是3:1)获得国家供应的平价饲料;二是“议价料,平价奶”,当时一些城市如西安、成都、福州等,并不向个体养牛户以及乡镇集体奶牛场提供平价精料,但要求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平价”。、将所生产的原奶全部或大部分交售给国有乳品加工厂;三是“平价料,议价奶”,有些享受平价精饲料供应的国有、集体奶牛场,自行将交售任务指标之外的剩余鲜奶,以市场价格零售,或高价出售给私营乳品厂;四是“议价料,议价奶”,有些城市近郊或工矿集中区的奶牛场或奶牛户,所产原奶并不向国有乳品厂交售以换取平价饲料,而是自行购买市价饲料饲养奶牛,所产牛奶也以市场价格全部向用户零售给私营乳品厂。
 
世界粮食计划署奶业援助计划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居民消费的乳制品种类很少,主要是以传统的大众化的消毒牛奶和奶粉为主。由于鲜牛奶(消毒牛奶)产量有限,各地依然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在满足特供、军需和援外等任务指标之外,只能凭票供应社会特需阶层如婴幼儿、老弱病人、特定人群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奶牛养殖业和乳品加工业的发展,中国牛奶供应紧张的状况开始大大缓解。与其他食品消费票证一样,奶票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完成了它特有的历史使命。从1984年开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陆续取消牛奶凭票证供应。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乳制品市场全面放开。尤其是1986年启动世界粮食计划署奶业援助计划以后,受援的北京等六大城市改扩建乳品加工厂17 个,新建乳品厂(车间)20个,向市场投放的巴氏杀菌奶比1982年增加了1倍。市场上液体乳供应紧张的状况得到缓解,社会具备了“放开”乳品供应的条件。
 
市价料 低奶价的包袱
实行“市价料、低奶价”的政策,便政府背上沉重包袱。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不仅对原料奶生产和消毒奶加工行业实行免税待遇,而且还对奶牛饲料供应、生奶收购以至鲜奶销售等生产销售环节给以多种补贴。实际上,当时的牛奶消费带有“福利性质”。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以后,国家接连多次提高谷物收购价,向农民收购的谷物价格与向养殖户提供的“以奶换料”的平价饲料价格之间的差价日渐加大。政府为奶牛养殖户供应平价饲料的财政补贴也随之增加,而且随着全国奶牛存栏数的增加,补贴数额也相应增大。政府不仅要向饲养奶牛的企业补贴供应平价饲料的平议差价,而且还要负担诺如牛奶收购价格补贴、工厂利润返还、各种带价格补贴性质的奖励、贷款贴息等名目繁多的补贴项目。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天津市每销售1千克鲜奶,政府就需补贴0.56元。
南京、武汉等城市为了防止饲料补贴成为填不满的“无底洞”,一度曾出台了限定平价饲料的奶牛头数,超过限定规模的奶牛便饲喂议价饲料的办法。实际上是限制奶牛饲养头数。显然这种办法行不通,因为社会对乳品供应的强烈需求已经不可逆转。最终只能以财政和加工企业分别出资向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补贴。西安市从一开始就不供给个体奶牛户平价饲料,却要奶农以国家规定的平价交售生奶。这些办法都是解决特定时期出现的奶价问题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奶业市场的问题。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加快改革来解决。
牛下乡 奶进城
为了防止改革进程中出现奶业的大起大落,充分考虑乳品价格变动的社会敏感性,中国各地因地制宜地推进了乳品价格的改革。
适当提高牛奶购销价格
适当提高牛奶购销价格既可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又可以适当抑制增长过猛的消费势头。中国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奶价调整采取“走小步,勤调整”或“跨大步,少调整”的不同方法。实践表明,不少地方采取的“走小步,勤调整”的方法对社会造成的震荡较小,对奶业利益链的冲击也较小,为后续改革政策的出台铺平了道路。
平稳微调平价饲料政策
改革开放最初10年间,中国奶牛业大发展的“法宝”,就是“以奶换料”,政府为饲养奶牛的企业和农户提供平价精饲料。当然,对政府而言,这种补贴无疑是“奶牛负相”,是“牛奶包袱”。开始时,有的城市通过向订奶居民收取少量粮票的办法,迂回地将政府的部分或全部的“包袱”转嫁给消费者。当时的粮票实际上是 “有价”票券。向城市订奶户收取剩余的粮票,比提高牛奶价格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
 
实行“产、加、销”一体化
在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养牛户或包括养牛户在内的各方集资人股,兴办联合或合作乳品加工厂,并自行为用户提供销售服务。这样,牛奶生产者也能得到部分加工和销售利润,提高养牛的积极性。这在一定范围和二定程度上有助于在牧、工、商之间取得利益平衡。同时,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三方利益挂钩,对提高牛奶质量,减少和防止掺杂弄假也有好处。
推进奶牛业的科学规划布局
奶业改革的任务之二是“牛下乡,奶进城”,有计划地改变奶牛业的空间布局。一般来说,在远郊或乡镇饲养奶牛的机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较低,饲料饲草也容易解决,因而成本奶价也相对较低。政府只要将综合服务网规划好,提高奶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就会发展成为遍布乡村的绿色优质的奶源基地。
引导奶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部分个体奶牛户的经营规模很小。一些受援项目城市的调查研究表明,在一定经济技术水平下,适当扩大奶牛的经营规模,可以取得费省效宏之经营效果。各市有必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找出本地奶牛户适度经营的规模,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奶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查看评论最新评论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标题: 姓名:

Powered by OSPod-CMS 企业建站产品 3.2.6
CMS excute cost is 1068 msec ,template set is 荷斯坦, template is cattle_culture_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