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奶业发展的论述，是从毛泽东案头上的一叠关于乳品短缺的人民来信开始的。新中国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设实践，为奶业发展夯实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大起大落。这对奶业同样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损害。
不过在当时，牛奶及其制品的消费者主要是城市社会上层人士及婴、幼儿，此外还与政府的物资特供、援外等制度有关。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来临时，奶业得到了“政策倾斜”的庇护和物资分配的照顾，减少了在灾害中的损失。每次灾后也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对于奶业过高比例的国营计划管理，在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许多政府不易调控的难题。历史的发展轨迹证明，多少年以后，我们不得不把发展奶业的重任还给社会和市场。
“毛主席批示”推动奶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乳业由小到大。但是由于原来的基础差、底子薄，虽然比新中国成立前有了大的发展，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儿童入了托儿所，妇女参加了劳动，城市就业人口也大量增加，迫切需要解决儿童乳品问题，因为有的地方乳品供应不足、小孩体质弱，母亲不能安心工作。据卫生部门调查，北京郊区因缺奶，许多儿童患软骨病，三岁小孩还不会走路，四岁小孩囟门未闻。由于当时缺奶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群众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希望能解决孩子吃奶难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1958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将数十封反映牛奶供应紧张的人民来信批转给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王震将军接到批示后表示，“我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来抓奶牛生产，牛奶供应紧张，我非常着急，内心十分不安，希望大家都能积极主动地支持养牛业的发展”。他几乎是逢人便讲毛主席说，“要使我国人民健康，娃娃们长高一寸，只吃大米和苞谷是不行的，就要多喝牛奶，我国要大力发展奶牛”。
1958年，中国的国营奶牛场已经有了一长串的名单，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和部分城市的国营奶牛场之外，还有辽宁沈阳辉山畜牧场、塔山畜牧场、铁岭种畜场、锦州畜牧场、大连奶牛场，吉林长春市畜牧场、吉林农业大学奶牛场，黑龙江红色草原牧场、哈尔滨松花江奶牛场、香坊农场，河北芦台农场、保定畜牧场，山西太原农牧场、大同奶牛场、山阴农场，陕西西安草滩农场、奶畜公司第一奶牛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大黑河奶牛场、包头黄河奶牛场，宁夏平吉堡奶牛场，甘肃兰州段家滩奶牛场，青海西宁奶牛场，新疆呼图壁种牛场、五一农场，山东济南乳品公司奶牛二厂、青岛畜牧公司李村奶牛场，安徽合肥保健奶牛场，浙江杭州牛奶公司奶牛场，广东广州畜牧场，云南昆明农垦奶牛场等。还有部分集体奶牛场，如规模较大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奶牛场、辽宁省大连市奶牛场、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奶牛场等。
1957年底至1958年初，中国有奶牛15.98万头，牛奶产量25.34万吨，以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底有奶牛12万头和年产牛奶19.2万吨为基数，8年间分别增长了33%和32%。但是，与日益增长的乳品需求相比，仍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年人均鲜奶只有2.5千克。而当年苏联的人均鲜奶为245千克，新西兰为205千克，瑞士为200千克，美国为136千克，英国为147千克。
我们已经理清了王震将军接过奶业军令状时的全国奶业情况，可以归结为一句话：1958年初，全国共有奶牛不足16万头，年产牛奶仅25万吨。
1956年6月18日出台《上海市牛奶公司1956~1967年上海市奶牛事业生产发展规划（草案）》。其后的数年内，由国家投资扩建了第三、第六牧场，设计新建第七、第八、第九牧场。经两年多施二筹备，占地375亩、养奶牛2000余头、号称远东规模第一的第七牧场于1958年建成投产；位于长江岸边的第九牧场于1960年投产。以后，公私合营牧场通过“赎买政策”，逐渐被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牧场。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由上海市牛奶公司统一管辖的10个饲养规模千头左右的奶牛场。
上海市牛奶公司成立后不久，就开始积极推行一系列技术革新措施：1.大力推广奶牛人工授精技术。2.建立牛籍卡档案制度，开展牛群整顿、品种与生产性能调查、奶牛良种登记和育种工作。3.制定、颁布多部技术操作规程，公司在淮海中路建立饲料加工车间，统一生产奶牛混合精料，供应给各牧场。4.学习、采用苏联奶牛饲养标准，提出1959年《上海市牛奶公司奶牛饲养标准》(以后又派生出《日粮定额》、《产奶与生长发育需求》以及《上海市常用饲料营养成分表》等规章)。5.1955年，公司前身引进苏联制72型三节拍桶式挤奶机，在第二牧场使用；1957年起逐步在其他牧场使用。为了尽快实现奶业机械化，1958年公司成立了上海市牛奶公司乳品机械修配厂。1958年9月经上海市农业、牧业委员会批准，上海市牛奶公司组织下属单位的科技力量，成立上海市奶牛科学研究所。
以上就是奶业国营化以后的管理规章和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奶业的管理制度是完备的和可操作的。
奶牛饲养纳入国家计划管理
奶业系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特别是1958年“二五”计划开始以后，具备了国家对全国奶业进行计划管理的基础和条件。在“一五”期间，奶业还是私营为主，国家无法对其进行“计划”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说，1958年，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奶业计划管理的“元年”。
为了实行对奶业的计划管理，需要一套管理的办法和制度，这就是平时所说的“建章立制”，有规矩才能成方圆。档案中看到，从1956年开始，各地政府就相继制定了内容大同小异的奶业管理制度和办法。其中最完整、系统的是北京奶牛管理制度，其中包括畜牧场奶牛饲养管理制度、奶牛场防疫制度与兽医工作制度、配种工作制度、配种操作制度以及种公牛的饲养管理规则、成年奶牛的饲养管理规则、产牛的饲养管理规则、犊牛的饲养管理规则等。这些非常具体的针对性很强的制度和规则，完全是以国营奶业公司为对象而制定的。这对于奶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推广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只是1958年以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生活进入非常状态，奶业的管理也无法按照常规化的制度安排进行。
耕牛挤奶
1958年初，由国家农业部，轻工业不，第一、第二商业部联合在浙江瑞安县召开了“全国耕牛综合利用现场促进会”之后，各省以“政治任务”的方式开始抓紧落实“耕牛挤奶”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发展本地的乳品生产。例如，广东省在会后立即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乳品生产会议”。在这次会议的主旨报告上，广东省针对当前乳制品工业存在的问题和任务，提出了解决乳源供应的措施主要是通过搞役、乳、繁综合利用。全省有各种牛433万头，其中母牛174万头，可拿出40万头综合利用，以30%出奶计，就有12万头常年产乳，每头以每天产1.5千克计算，一天就有180吨，全年应有64800吨，用以生产炼乳，可产26000吨，比全国1958年生产任务21000吨还要多出5000吨，用来产奶粉，可产8100吨，比1958年广东省计划的1885吨多3.3倍。同时还可增加公社收入，工农两利，一定会得到公社的支持。从浙江、广东的经验看，当时采取的利用部分孕育期耕牛挤奶的办法，是司以缓解乳品供应紧张局面的。可令人遗憾的是，1958年国内的经济局势完全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正常航向，在偏离了的航道上高速前行。结果跑得越快，偏离目标越远。这套“耕牛挤奶”办法不仅不能推行，连国营奶牛场的正常生产都不能维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