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沅：中国奶牛良种化进程之种公牛站建设
| 2009-11-20 11:02 荷斯坦奶农俱乐部网 访问量：579 | [ 字号：大 中 小 ] |
《荷斯坦》：我国奶牛种公牛的发展经过了哪些阶段？
张沅：迄今，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内各公牛站中，很少有完全由我们自己培育和选育的种公牛。多年来，我国使用的种公牛主要依赖进口， 80年代各级政府曾有计划地进口了多批种公牛和种母牛，成本很高，大部分采用飞机空运。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农业部组织从加拿大进口10万剂优质冻精和一批青年公牛， 28头青年公牛被分配到北京、上海、黑龙江、南昌、广州等公牛站。就此，中国奶协组织了这批公牛的后裔测定，当时主要根据各相关奶牛场报上来的产奶量数据，我在1988年根据这些数据使用最新的BLUP方法做了育种值估计。应该说，那是我国奶牛群体遗传改良史上一批很重要的种公牛。它们的母亲都是高产牛，父亲都是经验证的优秀种公牛。从那时起，各公牛站就根据需求有计划地进口青年公牛补充到公牛站。因此我们国家种公牛站的公牛，应该说从血统上几乎都是美、加系为主的，在奶牛优势区域的集约化奶牛场中，含美加血统的奶牛可能占到80%-90%。
此外有的公牛站也曾培育过一些优秀种公牛，主要采用进口冻精和中国荷斯坦母牛交配获得小公牛，经选择留作种用。有几头公牛还十分有影响，例如说北京种公牛站培育的公牛16747，就是北京种公牛站从建站以来，贡献率非常高的一头优秀种公牛，后来还将这头牛制做成模型，以示纪念。上海也曾有几头著名公牛，都属于有一半的中国血统的。
近年来，随着胚胎移植技术越来越成熟，采用直接进口优良组合胚胎培育优秀种公牛成为更常用的技术路线。
《荷斯坦》：我国种公牛站的建设与国际奶业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
张沅：在奶牛育种各个机构中，种公牛站是最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个机构要培育种公牛、生产冻精、再把冻精推广到牛群中去，影响着整个奶牛群体的质量。一个种公牛站完整的机制，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育种部”，专门培育和发现有前途的小公牛，把小公牛坯子引进公牛站，养到一岁半，然后组织后裔测定，从中选育出优秀的种公牛。公牛站的另一部门是冻精推广及技术服务部门。国外的种公牛站有非常完善的技术服务，在大多奶业发到国家，基层配种员都属于种公牛站直接管理的员工，这些配种员要经常培训考核，他们熟悉包括后裔测定在内的育种方案和配种计划，配种技术都是很精良的。此外，种公牛站还要跟踪了解自己推广的冻精的配种效果和改良效果。而我国的种公牛站大多缺少上述两个功能，实际上更象一个单纯生产推销冻精的企业。
说到我国种公牛站的差距，可以概括为：数量过多、规模偏小、技术落后、效应有限。尤其近年来，有些地方领导和企业家误认为，要发展一方奶牛业，就要自成体系，必须自己有个公牛站，好像自己有公牛站就放心了。另一方面，一些较大的种公牛站前几年经营得较好，政府还经常给予资金支持，给人的感觉公牛站是个“暴利产业”，所以大家都想建种公牛站。但是一个成效卓著的种公牛站是需要几十年沉淀下来的技术体系的，这是初建者学不来的，例如北京自1972年开始建公牛站，政府关心支持，教学科研单位关心支撑，才能达到现在这个规模和效益。当前由于很多地方都搞起了公牛站，我国公牛头数远远超过需求，产能相当于需求的150%到170%，公牛的生产效率很低，总共积压冻精数百万支，资源浪费十分严重。
农业部奶牛良种补贴项目的实施，其宗旨在于推广优良公牛的冻精，促进全国奶牛群体遗传改良。但由于部分地区在公牛站的问题上采取了“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挽救”了一批小的公牛站，有些地方提出来，非我公牛站的冻精，在我这个区域不能够销售；有些地区甚至说，用我公牛站的冻精，还可以给你再加10块钱补贴，这实际上是鼓励落后。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在全国都排不上名的低质公牛，在这个区域内大量推广，生下来一代一代的小母牛，全都是低水平的母牛，生产效率低下，最后吃大亏还是这个地区的奶农。
《荷斯坦》：国家对建立种公牛站没有门槛吗？
张沅：有门槛，我国农业部有一个“公牛站验收规程”，这个“规程”目前主要的评价标准是采精公牛头数和精液的质量等，尚缺乏公牛个体是否进行过后裔测定以及遗传评定水平的硬指标。评定种公牛种用价值必须后裔测定。若只根据系谱评价，其准确率也就25%左右。迄今我国有的公牛站连系谱的真实可靠都做不到，好多公牛都是该进屠宰场的。举一个例子，2003年非典以后，正赶上美国疯牛病，活牛无法进口，凡是靠进口公牛生产冻精的公牛站都“闹牛荒”了，于是在国内到处找小公牛，有的找到了以前成批进口低价胚胎，为了得母牛的单位所生的胚胎公牛，本来准备肥育肉用的，摇身一变成了种公牛，这些公牛没有一点种用价值。甚至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公牛站想引进红白花的公牛，以前国内没专门进口过，于是到处寻找，一次偶然机会见到农村路边有一头拉车的红白花公牛，而且还没去势，于是就把这头公牛买到公牛站里了去采精了，这种公牛不要说没有种用价值，由于长时间喂秸秆，长了个“草包肚子”，连个种公牛的体型都没有。
不过最近两年有很大变化，经过超高速的发展，现在人们对种的概念已经开始重视，知道了种公牛要到某一个标准，国家才纳入良种冻精补贴的支持。我认为畜禽的种是国家基本资源，和煤矿、石油属于同类资源，应该由中央政府直接抓，不仅是财政上支持，从政策上、技术上都应该给予限制。别小看一头牛，一头牛就可以决定一个区域在今后多少年生产的好坏。把市场机制引入种公牛站是对的，但是对种公牛的质量，还是应该加以监控。最近几年，我和农业部主管部门交流的机会比较多，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在种公牛站验收标准中，应将公牛站是否具备培育种公牛的机制、措施和基地，作为公牛站“准入标准”的重要方面。希望能够通过5年的过渡，将来我们再验收种公牛站的时候，如果这个种公牛站就没有培育种公牛，没有后裔测定的机制，就不能验收。每一头种公牛必须达到一定的种用价值，才能发证，相当于这头种公牛的经营许可证。
《荷斯坦》：近年来，国外很多育种机构都到国内来发展奶牛胚胎和冻精业务了，您怎么看待这个的情况？
张沅：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外国高水平公牛站来华合作是对我们有利的，4年前就开始鼓励一些国外公司到中国来，目前我国种公牛站领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经营模式和固定的理念，要想改变很难，如果国外育种机构能够进来兼或者合资，全面推行他们自己成熟的育种技术，哪怕局部地运作，起码可以推进一下我国在奶牛群体遗传改良领域的发展。
当然也有一些国外公司到中国仅是淘金来的，而且有点不择手段，或兜售劣质胚胎，或使用假系谱，或出售尚不成熟的所谓“新技术”，凡此种种。所以我劝各位还是慎重的对待国际合作问题。
《荷斯坦》：外国独资在中国建设种公牛站的可能性多少？
张沅：当然可能，但难度很大，因为中国当前公牛站的体制比较特别，而且难于打破。好多运作方式国外公司很难适应，但国际合作确实是可以促进我国公牛站发展和群体遗传改良，应该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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