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先生你在北京三元绿荷中以示范牧场工作三年，并走访多个规模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对中国奶牛业近几年的发展非常了解，对中国的养牛人充满感情，对中国牧场的管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非常想知道中以两国牧场在管理方面存在哪些差异?

　　丹尼尔：首先牧场管理者工作状态有很大差异，以色列的每个牧场管理者都在牧场第一线指挥生产，并直接参与生产的各个环节，自己干活，衣着很脏。每天在牧场每个时间段里都知道自己要做哪些工作;特别是以色列的牧场都有数字化的管理系统，根据数据就会告诉管理者存在什么问题如何去处理，并且在第一时间亲自去解决;而中国的牧场主一般生活都很舒适，办公环境和设备也很优越，高级轿车、豪华办公室、会议室等在规模牛场都应有尽有，牧场主的衣着更像写字楼里白领。

　　丹尼尔：其次以色列牧场管理者都具备专业背景和牧场工作经验，态度很谦和，业务知识专业到位。他们在牧场的核心工作主要是时刻关心奶牛的健康，例如：牧场一旦发现奶牛有乳房炎，首先会增加奶牛的挤奶频率，把带有病菌的奶挤掉，不做任何治疗，而是将奶样送往国家实验室进行检测，根据结果做出进一步的处置。同时，牧场主要教育牧场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热爱奶牛，尊重奶牛，只有这样才能让奶牛发挥它的最大产奶性能。

　　以色列牧场主管理的目标是围绕提高奶牛的舒适度，在牧场实行牛性化管理。因此几乎所有的牧场都采用“通铺”形式的牛床，尽管每头牛的平均卧床面积高达21-22平方米，比散栏卧床多10平方米以上，牛舍里饮水装置密度很高，当奶牛自由采食完毕转身就能饮水，在饲喂通道也设有饮水装置。而中国的规模牧场里散栏式自由卧床躺卧，采用颈枷饲喂，每头奶牛被限制很多，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运动，尽管中国土地比以色列土地多。奶牛饮水的装备很少，很难做到自由饮水。中国牧场的规划设计更多的是从节省投资的角度来规划牧场。

　　丹尼尔：第三，以色列的牧场管理者除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的经验外，他们的决策主要依据来自牛群的数据，通过完善的数据系统来解决牧场的实际生产问题。而中国的多数规模牧场管理者没有足够的专业背景，牧场的日常管理主要凭借决策者的以往工作经验，缺乏基础数据的支持，不能有效的解决实际生产问题。中国应有更多的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在数据系统的支持下，进行牧场的生产管理。

　　丹尼尔：第四、以色列所有牧场都能享受到专业机构的全面服务。专家技术队伍强大，让奶农在生产实践中获益匪浅。他们生产的高效率更多的依靠社会化、专业化的体系的支持。在以色列全国平均泌乳牛单产达到13吨，也不是每个牧场主的水平都很高，也存在不称职的牧场主，他们的最低单产也达到了8.5吨。原因很简单，每个牧场都能享受到专业的技术服务，TMR饲料都是饲料中心统一配料送货，配种也是使用优质冻精，疾病有专门的兽医来提供好难过服务。配种根据数据系统的发情记录由种公牛站的配种员完成。奶牛的生产性能由DHI生产中心提供在线报告。以色列牧场场长更多的是在牧场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而在中国，牧场拥有自己专职的配种员、兽医、营养师。同样规模的牧场员工的数量是以色列的好几倍，例如你们今天参观的谢飞因牛场是以色列最大的奶牛场，今天场长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系统发现拥有10-20头奶牛有乳房炎，他将立即将数据送往实验室进行采样，48小时之内等待采样的结果，实验室针对数据作出诊断并安排兽医前往治疗;而中国牧场发生同样的情况，由于没有专业的实验室，主要牧场兽医的经验进行诊断治疗，缺乏实验结果的治疗，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往往造成更大的损失。

　　据我所知，北京三元绿荷有28个牧场，2010年其中20个牧场平均单产超过10吨，就是因为三元绿荷集团有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完善的数据管理系统，整体牛群的水平就很高。但是这样的集团在中国不是很多，要想真正的成为一个牧场的好管理者，必须要能提供准确可信的数据，并且要有完整的技术服务支持。

　　丹尼尔：确实以色列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政府通过实行政策改变养殖业的结构，在以色列最小规模的奶牛场牛群数量也能达到60头，其中一半是成母牛。即使这样规模的牧场，周边相关的技术组织和协会都会给牧场提供很多实实在在的技术支持。奶农不需要为奶牛的饲料而担忧，都是从专门的TMR配送中心购买不同阶段的全价料;配种也是由专门的技术员帮助完成。在以色列，即使是小规模的牧场也有一个非常好的管理者，他会从外面寻找很有效的服务来管理牧场。尽管服务时需要付费的，虽然提高了牧场的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奶牛的产量，高产带来更高的利润，这样也就抵消了部分成本，也就是高产提供高利，高利解决高成本。做到真正的高产高效，整个产业是健康发展。